曾子墨面试经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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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以下面试经历,曾子墨回想起自己还年大学时到一家公司参加面试所记录下来的,大家不妨认真的看一遍。

曾子墨面试经历

    大三那年,我决定结束自己每逢假期便溜回北京的懒散生活,而要利用毕业前的最后一个暑假,让自己的简历锦上添花、尽善尽美。
 
    然而10多年前,在投资银行找工作难,找暑期工更难,找提供给本科生的暑期工则是难上加难。我始终相信,有的机会是从天而降的,有的机会则是需要亲手创造的。于是,不论关系远近,也不论职位高低和资历深浅,我那些屈指可数的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,无一例外地都受到了我执著的“骚扰”。终于,我把几家主要投行的中国业务主管和人力资源主管姓甚名谁、电话地址都了解得清清楚楚。结果,一切都在意料之中,发出去的求职信绝大部分石沉大海,在他们语音信箱里的留言,也都杳无音信。“做过暑期工的不过是凤毛麟角,那么多没有暑期工作经验的人毕业后不也一样进了投资银行?”我只能像阿Q一样安慰着自己。

    然而,奇迹真的就这么发生了。两个月以后,柳暗花明:我竟然接到来自美林的电话,请我到纽约去面试。

关于面试的故事我听说了许多,特别是初次面试,各种尴尬的场面时有出现。我的一个朋友,今天已经是某著名投资基金的董事总经理,当年面试时就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白:

  招聘者问:“你为什么对Corporate Finance(公司融资)感兴趣?”

  朋友彬彬有礼地回答:“抱歉,我希望做的是Investment Banking(投资银行)。”

  对方又问:“我是在问你,为什么想做Corporate Finance?”

  朋友很奇怪,心想怎么又问了一遍,于是更坚定地回答:“我不想做Corporate Finance,我想做Investment Banking。”

  “难道你不知道Corporate Finance就是Investment Banking吗?”

  朋友顿时面红耳赤,哑口无言,悔恨自己怎么如此白痴。

  Corporate Finance和M&A(收购兼并)一样,都是投行业务的一部分,很多时候,人们会用Corporate Finance来泛指Investment Banking。通俗点说,他们那段对话好比就是:

    “你为什么对做公安感兴趣?”

  “抱歉,我希望做的是警察。”

  “我是在问你,为什么想做公安?”

  “我不想做公安,我想做警察。”

    我即将面对的是生平第一个面试,期待,兴奋,可想而知。我前所未有地严阵以待,将大家的经验之谈悉数记在心中:

  千万不能紧张,要落落大方,侃侃而谈。为什么选择达特茅斯,为什么愿意来到美林证券,答案一定要事先准备。面试前几天的《华尔街日报》必须仔细阅读,道琼斯、纳斯达克、恒生指数和主要的外汇汇率也都要熟记在心。握手的力度要适中,太轻了显得不自信,太重了会招致反感。手中最好拿一个可以放笔记本的皮夹,这样显得比较职业。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,所以目光不能飘忽游移,只有进行眼神的交流,才会显得充满信心。假如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睛,那就盯着他的鼻梁,这样既不会感到对方目光的咄咄逼人,而在对方看来,你仍然在保持目光接触。 套装应该是深色的,最好是黑色和深蓝色,丝袜要随身多备一双,以防面试前突然脱丝。后来,我知道了投资银行的确有些以貌取人,得体的服饰着装可以在面试中加分不少。

  做学生时,我从来都是T恤牛仔,外加一个大大的Jansports双肩背书包。为了让自己脱胎换骨,向职业女性看齐,到了纽约,一下飞机,我便直奔百货商店Bloomingdale。

  Bloomingdale位于曼哈顿中城,里面的套装琳琅满目,每一款都漂亮得让我爱不释手。售货小姐也热情周到,伶牙俐齿地劝说我一件一件试穿,并在我每一次走出试衣间时瞪大双眼,对我赞不绝口。

  试衣镜里的自己果然焕然一新,看上去职业而干练。

    “您是只选一套呢,还是多选几套?”售货小姐甜美的声音让我从云端突然回落到地面。我这才意识到,我居然忘记了看价格。

    Bloomingdale的定位其实只属于中档,但是价格标牌上那一连串的数字还是让我望而生畏。毕竟,我只是一个依靠奖学金生活的学生。我试穿的那几套衣服加上消费税,最贵的有1000多美元,最便宜的也要500多美元。

    “买?还是不买?”我激烈地进行着思想斗争。

  “它们真的很适合你!”售货小姐好像也看出了我的困窘,努力作着最后的鼓动。

  这时,旁边的收银台突然来了一位要退商品的顾客。看到她,我灵机一动,立刻拿出了 信用卡,态度之爽快,仿佛刷卡金额不是500美元,而是只有5美元。

  售货小姐笑容可掬地为我结帐、包装。她大概并不清楚,24小时后,等眼前这个对职业化装扮的自己甚为满意的女孩参加完面试,就会原封不动地把这套Ellen Tracy的西装退还给她,一分不少地收回那笔“巨额款项”。

  第二天,穿着那套似乎专门为我定制、却又并不属于我的深蓝色套装,我镇定自若、胸有成竹地走进了美林的会议室。

  面对来自香港的两位银行家,半个小时里,我学着美国人的方式,滔滔不绝地自我推销,把自己说得像爱因斯坦一样聪明,像老黄牛一样勤奋,又像老鼠爱大米那样深深地热爱投资银行。
 
   握手告别时,在他们的脸上,我找到了自己要的答案:这个女孩,天生就属于投资银行。
 
   在美林度过的那个夏天,我并没有学会太多的金融知识或操作技能,但是,它却为我打开一扇窗户,让我欣赏到投资银行的美丽风景,并且从此立下志愿:我要真正成为华尔街的一分子。
   于是,四年级一开学,我便身不由己地卷入了一轮又一轮看不到尽头的面试旋涡里。和每一位忙着找工作的96级学生一样,尽管11月的达特茅斯早已是冰天雪地,我却在零下20多度的天气里穿着西装短裙和薄薄的丝袜,披着黑色长大衣,脚蹬高跟鞋,在汉诺威旅馆和教室宿舍间来来回回,奔走穿梭。

  汉诺威旅馆是投资银行来学校进行前两轮面试的地点。那阵子,那里天天爆满,每一层的走廊里都挤满了西装革履的学生,或站或坐,不安地等待着房间里面的人叫到自己的名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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