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治国层面，孟子的仁政蓝图有着涵养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的丰富资源。孟子的仁政以“制民之产”即解决民生为基础，直接涉及到富强的问题，提出以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富民的起点
在社会层面，“义”和“礼”也存在着向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资源。义作为社会应当如此的价值准则，包含着对自由、公正的思考。义作为人们行为的道路，尽管有着自由选择的空间，但不能突破无耻的底线
在个人层面，“智”和“诚”(信)更是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的精神基因。孟子说：“是非之心，智之端。”所谓“智”主要是理性的道德判断能力，而这样的道德判断能力是否正确，最关键的是在两者处于价值冲突时如何处置
儒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，孔子和孟子则是儒家原创时期最重要的代表，因而后人常以孔孟之道指称儒家。孟子的思想主要见于《孟子》一书。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。孟子的思想正是这重要源泉之一。
五常之道的价值观基础
中国传统社会在汉代以后，儒家成了主导的意识形态，其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至今人们还在说的“五常”，即仁义礼智信。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独尊儒术，是儒家成为中华文化主流的开始。董仲舒提出：“夫仁、谊(义)、礼、知(智)、信五常之道，王者所当修饬也。”将这五者联结为一体，称之为“五常之道”。“仁”的重要含义是仁政，回答建设什么样国家的问题;是行仁政还是施暴政、苛政，就是判断国家是否合乎民意的价值标准。“义”和“礼”，主要含义是以崇德向善作为社会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，回答造就什么样社会的问题;是遵守礼义还是贬黜礼义，就是衡量社会是否清明健康的价值标准。“智”和“信”，主要含义是个人正确的道德判断和交往行为中优良的道德品质，回答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;是明辨善恶、诚信笃实还是混淆善恶、欺诈无信，就是区分个人是否人格高尚的价值标准。
孟子为五常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。仁义礼智信在孔子那里已经分别有过论述。但孟子首先把仁义礼智四者并列，联系在一起，并引用《诗经》和孔子的话，说明仁义礼智是民众崇德向善的价值准则：“《诗》曰：‘天生?民，有物有则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’孔子曰：‘为此诗者，其知道乎!故有物必有则;民之秉彝也，故好是懿德。’”认为就像任何事物都有规则一样，仁义礼智就是培育民众的准则。孟子还首先提出了“仁政”的概念，把“仁”由原来的道德规范扩充为国家政权的价值准则，即“以德行仁者王”。孟子也多处谈到“信”，将其视作“人伦”中的基本道德品质，更值得一提的是他首先把“诚”作为贯通天道和人道的哲学范畴提出来，并以“诚信”合称来赞扬舜，以为只有出于内心的诚意，才会有交往主体的互信。这是以后董仲舒的五常之“信”以诚实为主要内涵的思想基础。
五常的内涵及其被确立为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过程，对于今天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制民之产，仁者无敌
在治国层面，孟子的仁政蓝图有着涵养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的丰富资源。孟子的仁政以“制民之产”即解决民生为基础，直接涉及到富强的问题。他在与齐宣王的谈话中指出，施行仁政之“本”是“明君制民之产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;乐岁终身饱，凶年免于死亡”，并提出了具体设想：“五亩之宅”、“百亩之田”，植桑树养家畜，使得“黎民不饥不寒”，老者“衣帛食肉”;同时普及基础教育，“谨庠序之教”。简言之，就是以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富民的.起点。至于强国，孟子告诉梁惠王，“如施仁政于民，省刑罚、薄税敛”，努力搞好生产，“深耕易耨”，让青壮年“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”，他们就能用木棒抗击秦、楚的坚甲利兵，这就是“仁者无敌”。这样讲国强显然有着过于强调道德功能的迂阔，但以为强国不仅仅是发展物质生产的硬实力，还有提高道德水平的软实力，无疑是有道理的。
孟子的仁政以得民心为核心，体现了以民为本的理念。孟子说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，得乎天子而为诸侯，得乎诸侯为大夫。”得到诸侯的欢心可以成为大夫，得到天子的欢心可以成为诸侯，而要成为天子则要得到民众的拥护，所以民众处于价值的最高位。得到民众拥护也就是得民心，“得天下有道，得其民，斯得其天下矣;得其民有道，得其心，斯得民矣”。要得民心，就要听取民众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，孟子告诉齐宣王，选贤任能和处死罪犯，不仅要听取身边亲信和官吏的意见，还必须听取民众的意见，“国人皆曰贤”则破格提拔，“国人皆曰不可”则予以罢免，“国人皆曰可杀”则实行处决;只有充分听取民众的意见，“然后可以为民父母”。上述的民本思想成为了中国近代阐发民主思想的重要凭借。
孟子说，“善教得民心”，因而以教化为仁政的手段。这有着建设精神文明的意义。他指出：“人之有道也，饱食、暖衣、逸居而无教，则近于禽兽。圣人有忧之，使契为司徒，教以人伦：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”仁政不能让人以吃饱穿暖、住得安逸为满足，如果只是这样，那就和自然界的动物没有太大差别，必须给予人伦教化，人才能进入摆脱“近于禽兽”的文明状态。孟子多次谈论人禽之辨，表现出将人从自然本能中提升出来的文明意识。他认为，人与禽兽的细微差别，就在于前者对于人伦关系有明确的认识，从而能自觉地“由仁义行”，而不是自发地“行仁义”。他把具有道德自觉作为人区别于禽兽的文明标志。这就触及到了精神文明建设中最重要的道德文明。
孟子的仁政贯穿着对于和谐的追求。在他看来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，就是说，仁政看重的不是天时，也不是地利，而是人和。这首先是人们在劳动生产的共同体中和睦相处。孟子说：如果滕国实施仁政，应当是“乡田同井，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，则百姓亲睦”。劳动共同体的生产单位是家庭，因而和谐要从家庭开始，由此而展开到社会成员之间，进而再扩大到自然界。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”，即由亲爱亲人的和谐进至仁爱民众的和谐，再由此进至爱惜万物的人与自然界的和谐。孟子处在战争烽火不断的战国时代，其和谐的追求也表现为希望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。他与诸侯国君主谈话中，多次表示统一天下，不能通过“嗜杀人”的残酷战争，而要通过实行仁政，这样“民归之由水之就下，沛然谁能御之”。